四聲已是一種生活文化傳承，普遍存在於方言之中，粤語當然不例外。而四聲在粵劇粵曲中佔有重要位置，重點就是在唱起來時，聽覺上與粵語話音不會出現偏差，不致令人聽不明白，粵劇粵曲就是憑這四聲平仄填詞打曲的了。但是四聲文化，到底歷史有多久遠呢？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。

清朝孔廣森有「古無入聲」說。及後，段玉裁首倡「古無去聲」說，認為周秦漢初，聲調只有平上入，沒有去聲，直到魏晉才產生去聲。江有誥起初認為古無四聲，但後來斷定「古有四聲」。黃侃提出「古音兩聲」說。王力同樣承接段玉裁的觀點，在「古無去聲」說的基礎上提出「長入短入」說。胡安順則上接江有誥、王念孫、周祖謨的觀點，主張「古有四聲」，其主要證據就是《詩經》用韻的嚴格統計。眾說紛紜。

畢竟，各位無須介意這許多的人物名字，近代學者研究文字四聲，都用上音韻學角度來追尋四聲歷史，集中在行文寫字或作詩填詞作為論理基礎。然而，這基礎稍為單薄。從古文的研究中發現，四聲的創立，原本應是古人語言表達上的一種文法功能。

四聲受文人注意，文字記載到南北朝時候才開始出現。北宋〈太平御覽。敘文〉便有記載，『齊書曰：陸厥字韓卿，少有風概，好屬文，時盛為文章。吳興沈約、陳郡謝朓、瑯琊王融，以氣類相推轂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，約等文皆用宮商，將平上去入四聲，以此制韻，有平頭、上尾、蜂腰、鶴膝，五字之中音韻悉異，兩句之內角徵不同，不可增減，世為永明體』。

這段記載談到南北朝南齊時代幾位文人。沈約、謝朓、王融等人，互相推崇，就在於彼此行文著重聲韻，因同為齊武帝永明年間人士，世稱這種文體為永明體。文中談到沈約行文時『皆用宮商，將平上去入四聲，以此制韻』，其中『宮商』是『宮商角徵羽』的統稱，即是『五音』，相當於五聲音階的do、re、mi、so、la，並由此而『將平上去入四聲』，即是由『五音』帶領『平上去入四聲』，說明了文字的『平上去入四聲』，是有音階的相互關係。而『宮商角徵羽』在樂曲或戲曲工尺譜標音，就是「上、尺、工、六、五」。畢竟，這只是從行文的角度作論述，卻又表明了文字的『平上去入四聲』，在南北朝時早已是一種普遍存在的文化，後來唐詩宋詞的合乎四聲平仄，也只是繼承韻文傳統，承上開下而已。現在探究四聲的根，有必要從『四聲』的真正功能著手再深入探索。

南北朝梁朝劉勰〈文心雕龍。聲律〉說『夫音律所始，本於人聲者也。聲合宮商，肇自血氣，先王因之，以制樂歌。故知器寫人聲，聲非學器者也』。劉勰亦了解到『四聲』早於很早很早以前，未有王帝出現前的時代已經存在，在有王帝出現後，才有『先王因之』，利用『五音六律』來建立『禮樂』，作為構建政治制度的基礎。《詩經》的《大雅》《小雅》及《國頌》，便是這『禮樂』一部分。

上文說『肇自血氣』，所謂『血氣』，就是意識建立理性的意思，即是發自內心因而成聲表達出來。『故知器寫人聲，聲非學器者也』，指出先有人聲，隨『五音』發聲而有『五聲』，未有王帝出現前的古人便藉『五聲』唱歌，其後才有製作樂器伴唱，而不是先有樂器才有歌曲。五千年前以前的古人，其實早已發現頻率與共鳴的關係，由知『音』然後定『律』。

要留意的是，前文《齊書》說『約等文皆用宮商，將平上去入四聲』，其中的『將』字是動詞，由原來平聲將軍的『將』，改讀作去聲如將領的『將』，讀如「醬」，作領導著的意思。這『將』字之轉作動詞用，中文字內藏的玄機亦表露了出來。原來同一字的「四聲轉化」，轉變四聲而改變詞類，有其文法上的意義。而這「四聲轉化」與文法的關係，在粵語中或者在其他方言中，仍然大量地保留下來。粵語中便有很多平聲字作名詞，轉成去聲便作為動詞用。

明白「四聲轉化」，便明白時間的「間」字到底讀「艱」抑或讀「澗」了。其實讀「艱」與讀「澗」都通，只是二者根本上是兩種不同的詞類運用，是兩個不同的意思。讀陰平聲「艱」時在文法上是名詞，如空間的間，時間的間則是表示時的長度，如兩個小時等。讀陰去聲「澗」時在文法上是動詞，如間開的間，時間的間更是動詞過去分詞，表示時的刻度，如下午二時等。不諳粵語的「四聲轉化」，便難以弄得清晰。

除平聲轉仄聲外，還有仄聲轉仄聲。如上層的「上」、也通作『太上』作領導人的「上」，讀陽去聲，但用作動詞時如上樓的「上」，則讀陽上聲。亦可以覺察『是以聖人欲上民，必以言下之』中的「上」字亦作動詞用，指領導人民之意，也讀作陽上聲，同時亦可以理解『聖人』是一種領導身份。「四聲轉化」在粵語中俯拾皆是，如「重」字，讀陽平聲、陽上聲及陽去聲時詞類都是不同。

文法是表達意念的文字組成法則，作為人與人之間互相溝通的共同語言基礎。可以理解，文法完整，人與人之間才能夠互相溝通及明白對方。現代英文文法可算完整，其實中文的文法與英文同樣嚴謹，只是中文字在文法功能的表達上，不像英文同一字根用上附加音節來表示功能轉化，而用同一字根作音調高低轉變和送氣不同來表示不同文法功能，那便是「四聲轉化」的文法運用。

〈淮南子。泰族訓〉說『蒼頡之初作書，以辯治百官，領理萬事』，相傳倉頡創製中文字，原意是用於方便政事。那是四千多年前的軒轅黃帝時代，亦從而可以了解當時的農業社會已相當具規模，想當然中文字創製前，人與人之間互相溝通用的語言已相當成熟，古人用話音語言互相溝通，是不爭的事實，即是說文字出現之前，古人語言溝通的文法已經存在，那麼中國語文的『四聲』早在史前時代已經出現，甚至非常古遠。

中文的「四聲轉化」與文法存在緊密關係，是一個重要發現。我們從英語認識有文法這回事，原來中文本身亦有一套文法存在於文字中。中文的文法，在古文單字中，同樣有名詞、動詞、形容詞、代名詞、副詞等詞類，甚至有主動被動詞及時態等，也有過去分詞作形容詞等的用法，還有句子組成原則。基本上，古代中文文法的嚴謹及全面性，與現代英文文法不相伯仲，且更有英文所沒有的文法表達，不在此贅。四聲的重要性，原來有一重更深層的意義，並非只在於寫詩填詞。詩詞歌賦等韻文，應是後來在四聲基礎上再發展出來的文字音韻藝術而已。

中華民族在獨特的地理環境中，發展出一種一字一音一義的語言，在這基礎上，某一字所衍生出來的詞類轉變，便用四聲來表示，多數轉作上聲去聲來別義。文字出現後，這種「四聲轉化」的文法法則仍然存在，暫不在這裡表列出來。大部分文字詞類「四聲轉化」仍沿用同一文字，如「衣服」與「衣錦還鄉」的『衣』，陰平轉陰去變作動詞。另外，個別有些字則會另創一書寫式來表示，如「人」與「孕」等。慶幸粵語把這種重要文化保存下來，其他方言雖然未審，理應亦有同樣情況，「四聲轉化」可是一個學術探索的新範疇。

發現文法上的「四聲轉化」作四聲別義，十分重要。重新檢視古文，發覺很多文字原有的詞類識別，因四聲別義的失傳而失傳，留意古文字有詞類識別，才重新發現出來。中文是象形文字，不是拼音的標音文字，失傳也是可以理解。

重新檢視文字的正確詞類後，掌握古文文意便會更為精準，對認識古代文化及思想更為透徹，並可以重新認識歷史及了解古代社會。如老子的一句『大小多少』，現在一般都把這四個字當作形容詞，解釋牽強，與前文後理出入頗大。深入論證後，始發覺其中的『大』字及『多』字原來是動詞，整句意思原來是「提升低下階層的社會地位，多給回貧窮的人少取了的糧食」，含意是還原貧窮低下階層所應該享有的公平待遇。『大小多少』原來是講社會公義。而『大』字作動詞用，粵語仍然保存著。

粵語保存古四聲還有陰陽之分。若談陰平陽平，正常音高相差五度、六度或八度。陰平與陰去相差下行三度，陽平與陽去上行二度，粵語『四聲』仍受『五音』約束，所以粵語入樂譜曲填詞，若脫離約束，便會失真，聽不明白。正如《齊書》談沈約一樣，粵語仍然保留『皆用宮商，將平上去入四聲』這一漢語文化傳統。

『五音』入『四聲』是中國固有文化特色。通於古今，接續中華文化的根，正是粵語等方言在文化傳承上的重要。